■杨海亮  

  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家，张中行在语言、文学、宗教、历史、书法诸多方面都颇有造诣。这个老头儿给人的印象除了学识渊博之外，还十分亲切、有趣，淳朴无华。不过，张中行要是严肃起来，也会固执己见，一根筋走到底。那股犟劲，还真是九头牛也拉不回。

  上个世纪50年代，张中行放下教鞭，在一家出版社当编辑。每天坐在办公桌前修润书稿，虽然劳累，却也自在。要是不惹是生非，日子也就过得安安稳稳。可有时候，张中行偏要闹出一点“风波”来。

  有一回，一个出版社的编辑拿了自己的稿子去请教张中行。过两天去取时，张中行板着脸直截了当地说：“我可得给你提个意见！你这文章的标点符号有问题。每到用引号的时候，下头的句号老点在引号的正下方，哪有这么用的！你或者点在引号外头或者点在引号里头，这可是基本功！我们做编辑的在这上最认真！”这名编辑后来为启功先生写了本《印象记》，拿去求张中行作序，张中行不仅细细浏览了10万字的全书，而且还动了笔，校样上有很多修改之处。像编辑写到曹操征张绣时，有“张绣的嫂子”这一说法，张中行便将“嫂子”划去，改为“婶子”。如此严谨，令那位编辑怵然自警。

  又如，一个编语文教材的同行注释《诗经》里的“不素餐兮”，说“素餐”就是“不吃肉”，“不素餐”就是“非肉不饱”。这哪里符合原意呢？教材送到总编室检查，张中行发现后，立马提出修改意见。没想到，这位同行不以为然，理由是那样解释有教育意义。张中行听了，哭笑不得。如果真这样印出去，不闹大笑话才怪。既然同行置之不理，那就另想办法吧。因为检查科只有提意见的权利，而不能自行修改，张中行便把意见上呈到了时任副署长的叶圣陶那里。叶圣陶读书多，学问深，给张中行那位同行的批示是：“从没听说过有这样的讲法。”于是，注释被更正了过来。

  张中行不但在同行里“树敌”，有时连上司也敢“漠视”。

  当时，全国上下都迷信苏联，事事都学老大哥。因此，交来修润的书稿，不少是俄文汉译的。张中行不懂俄语，所以，在查漏补缺时只管“达”不管“信”。也就是说，译文的意思由译者负责，张中行只管语句是否通顺、流畅。有一位女士送来的书译稿与汉语习惯相去甚远，阅读起来极为别扭，需要进行极大改动。可是，大动译者的文字不是明显地怀疑人家的水平么？果不其然，这位女士知道后，十分愠怒，径直去张中行的直接上司辛安亭那里告状。

  辛安亭是编辑室主任，处理什么事，总喜欢一碗水端平。自然，他去找张中行谈话。说明情况后，辛安亭用温和的、商量的口吻问道：“你以后能不能少改一些？”孰料，张中行却丝毫没有不看僧面看佛面的意思，而是直截了当地说：“我多年审稿、改稿，拿起笔就不会客气，总要做到自己认为满意才交出去。她不愿意多改动，可以不交我改。让我改，我就只能这样做。”

  瞧这架势，多么不可一世！瞧这言语，多么生硬呆板！辛安亭主任倒也宽厚、大度，走的时候，平静温和地说：“你再考虑考虑吧。”

  事后，辛安亭又找过张中行几回，目的还是请他“手下留情”。张中行并不买账，对待那位女士的书稿是“外甥打灯笼——照旧”。这事就这么僵着。几天以后，辛安亭跑来告诉张中行，说那位女士想通了。她仔细读了修润的部分后，感觉确实比原来好多了。言下之意，张中行的做法是对的。辛安亭还满怀歉意地说：“上次波澜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”张中行这才有所退让地说：“我也有不对，请您多包涵。”一场冲突终于在和气中化解。

  像张中行这样的学者，对待学问，执意坚持自己的原则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不管这原则与现实、与他人有着怎样的碰撞和冲突，也决不改变、决不妥协，实在是难能可贵。这种人也许会遭受别人的不解和误会，也许会致使自己身心受到侮辱和伤害，但是，坚持自己的原则，维护学问的尊严，收获的自然是内心的坦然。

  张中行修润书稿为求真、求实、求达而一意孤行，直来直去，可谓“行”得执著，“直”得可爱！